靴子摇晃了几下，但还是掉在了地上。

3月29日下午，中国足协正式公布三级联赛参赛名单。江苏队肯定出局，天津金门虎“起死回生”，另有5支球队退出。

只有参与者知道为期一个月的斗争。

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2月28日。下午1点45分，上赛季中超冠军江苏足球俱乐部在微博发布“停止运营”通知。不到5个小时后，深交所宣布，计划以148.17亿元人民币的总价收购Suning.cn 23%的股份。

这已经不是苏宁集团第一次在职业体坛和资本市场走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极端了。就在108天前，在江苏获得球队历史上第一个顶级联赛冠军的当天，团体债券“18苏宁01”被大量抛售。根据当时的交易价格，如果投资者继续持有债券，直到今年4月，他们将获得高达110%的年化回报。也被广泛解读为苏宁集团陷入重大资金链危机的信号。(延伸阅读：中超，实用主义时代可能来临|崔鹏专栏)

3月1日上午，深交所复盘后，Suning.cn出现快速涨停，收盘单一次高达230万手。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与职业足球划清界限的苏宁集团迅速赢回了一、二级市场的信任。这显然与他们五年半前上任时的初衷背道而驰，再次证明在投资人眼里，一个年净亏损5亿多元的中超俱乐部，已经等同于“巨额不良资产”。资本和足球，原本希望互利共生，现在分道扬镳。

2021赛季的参赛名单已经公布。上赛季16支球队中，只有冠军江苏苏宁在新赛季无缘中超。

在经济低迷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各行业每天都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中国职业足球缺乏商业模式，严重依赖外部投资，因此更加脆弱。今年共有6支球队退出三级联赛，2020年将是16支。几乎每一次一个公司无法或者不愿意继续承担每年上亿的高投入，一个专业的俱乐部就会消失。

根据纳西姆塔勒布在《反脆弱》年提出的理论，只有从不确定性中找到抵抗脆弱的东西，我们才能在压力和危机下生存，不受“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懒熊体育与中国职业足球的管理人员和许多投资者进行了交谈，并推出了一系列规划《中国足球反脆弱》，希望为中国职业足球找到一些抗脆弱的方法。

在系列的开始，我们尝试探讨未来几年职业足球领域的三个小趋势，即：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政府以“临时合伙人”的身份重新进入职业足球；调整运营思路和状态，让专业俱乐部从为集团做品牌回归到服务球迷的功能。

1.股权多元化

双方在单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生存之间建立强有力的正相关关系是脆弱的，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找到可靠的合作伙伴一起运营，一起承担风险，是第一步。

早在2015年颁布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就可以找到相关指导：优化俱乐部的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方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投资足球场等资源，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促进俱乐部区域化。

但说到实际操作，推动股权多元化会有很多麻烦。以2016年江苏苏宁俱乐部为例：根据《2016中超联赛商业价值报告》的数据，苏宁在那个赛季的总投资高达12.4亿元。这意味着，如果你想成为江苏队的小股东，并在那个赛季持有30%的股份，你需要花费3.72亿——英镑，这可以在所有中超俱乐部和两个ne中排名第八

这显然违背常识。投资人真的不需要花巨款去投资一个没有赚钱能力，不跟姓的俱乐部。所以《2016中超商业价值报告》颁布五年后，截至2020年联赛结束，仍有10家中超俱乐部以单团独资形式运营，占比62.5%。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国足球决策者希望从两个方面改善投资环境：一是短期内难以实现收益突破，所以降薪、限制转会费等措施是最直接的减少损失的途径；第二，进行俱乐部名称的中性改革，可以让潜在的新球员感到“公平”，——至少不用花钱帮大股东打广告。

2021赛季开始前，河南嵩山龙门(原河南建业)、沧州雄师(原石家庄永昌)两家中超俱乐部完成了股权改革。郑州、洛阳、沧州的政府企业都加入了职业足球的投资地图。

2020赛季中超16支球队的所有权结构根据天眼调查等信息综合安排。

当然，中性改革也会降低原投资者的利益，伤害粉丝的感情。以河南为例，俱乐部曾宣布有意更名为“洛阳龙门”。这种“改姓名”的做法引起了河南其他地区粉丝的强烈不满。幸运的是，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这家中原老店终于在名字中保留了“河南”二字。

这就导致了股权多元化改革的另外两个问题。第一，新股东进办公室会有分歧，听谁的？第二，如果粉丝不是股东，他们的权益如何保障？

这两个问题都与治理结构有关。英美盛行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过去在中国职业联赛中普遍使用。简单来说就是“谁付出的钱多，谁的发言就更有分量”。投资者有权决定俱乐部的一切。

显然，如果你事事都听管理层的话，有时会发生非常尴尬的事情。例如，2012年，英国卡迪夫城俱乐部的马来西亚老板陈志远决定用“红龙”取代俱乐部使用了104年的“蓝鸟”形象。这种非常规的做法是当地粉丝无法接受的，但只能通过舆论施加压力，这和河南粉丝的做法是一样的。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中，管理层的利益将得到最大化和保证。

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德国和荷兰流行的莱茵模式更加均衡。

我们以荷兰联赛为例。政府和球迷组织通过持有优先股份或特别股份来参与俱乐部的讨论。这两种持股方式在经济层面上几乎没有意义，但在俱乐部的年度预算审批，俱乐部名称和球衣的变更，甚至俱乐部青年队选择的阵型上，都有着重要的话语权。

一些欧洲俱乐部也有更新的比赛方式。利用流行的NFT技术作为球迷的象征，吸引年轻球迷参与一些俱乐部的决策，也可能是中超学习的一种手段。(延伸阅读：数字门票、明星卡和粉丝代币：职业体育正在加速接受加密货币)

总之，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中国职业足球不能失去更多的投资者，更不能失去支持和热爱它的球迷。因此，股权多元化改革应在充分考虑双方权益的情况下推进。无论是引入新的投资者，还是让粉丝在治理结构中制衡管理层的话语权，所有的操作方式都应该是反脆弱的。因为没人想看到更多队伍消失。

2.临时合伙人

从商业逻辑上，我们讨论了中国职业足球需要通过股权多元化改革来对抗脆弱性。现在我们试着用更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回答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10年只有一家企业能支持一个国家甚至亚洲冠军？

原因很简单：以前的金主现在没钱了。

根据《改革方案》的数据，当年共有21家房地产企业以投资人或赞助商身份向16家中超俱乐部投资20.82亿元人民币。

那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最佳时期。得益于京津冀一体化政策，聚焦北京周边发展的华夏幸福市值大涨，2018年2月1日历史最高收盘价达到31.19元。

但随着北京周边限购、“房无投机”等政策的出台，华夏幸福销量大幅下滑。根据2020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华夏幸福的计息负债规模达到2185亿元，是其最高估值的两倍多。3月29日收盘时，股价已跌至6.18元，比最高点低逾80%。

2020赛季，16支中超球队中10家俱乐部的母公司(或大股东)依然来自房地产行业。因此，在房地产行业整体冲击的背景下，职业足球自然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河北华夏幸福和他们同省的德比对手石家庄永昌一度陷入资金短缺，甚至分散了“解散”的风险。

吸引新投资势在必行。

2020赛季，中超16支球队的母公司(或大股东)主营业务还是房地产。

那么谁是新进入者呢？是往年风光无限的互联网巨头，还是近两年资本青睐的新能源企业？

可惜目前没有这样的趋势。相反，在过去的冬天，越来越多的国有背景的企业开始在股权多元化改革的过程中出现。它们代表了未来的一个小趋势。因为无法判断政府能否长期稳定地给职业足球输血，所以可以称之为“临时伙伴”。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政府或者国企出现在职业足球的版图上了。在2013年的一篇封面报道中，《2016中超联赛商业价值报告》将中国足球事业的演进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992年以前体育局(体委)领导的时代；1993-2002年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合作的时代；2002-2010，企业独立的时代；2010年后，广州恒大引领的企业运营时代。

但与职业化初期“地方政府主导企业贡献”的合作形式不同，现在政府会以投资的形式参与职业俱乐部的日常管理和运营。这听起来更符合商业逻辑。沧州狮子会对懒熊体育表示，永昌地产集团将在异地搬迁后，与沧州国资委下属沧州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运营俱乐部——。

另一位在足球行业有多年经验的投资者认为，地方政府引进足球俱乐部不再是像90年代那样打造足球“城市牌”，更重要的是“与企业合作进行城市转型和功能升级”。

成都荣成俱乐部执行副总经理夏瑶曾告诉懒熊体育，他的工作内容已经逐渐从一线管理转向产业投资。成都荣成俱乐部的母公司是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兴城投资集团，成都近年来通过“建设国际著名竞赛城市”推进“三城三都”建设。如今，利用体育产业帮助城市发展，实现城市转型升级，是许多城市的思维。

网上广为流传的一份文件显示，唐山希望通过引进中超球队来“拉动经济发展”，“促进产业升级”。

长期从事中国足球报道的媒体人陈勇对这种小趋势表示了更加乐观的态度。他告诉懒熊体育(Lazy Bear Sports)，政府对职业足球的参与已经从过去的“个人、强迫或自发”行为转变为“整体思维”。“可以说，政府现在非常重视足球，”陈勇在微博上写道。“目前的道路是正确的.这种快速改善可能在一至两年内实现，甚至更快

一旦投资者真的把足球当成生意，就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过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一般是：作为企业的品牌部门，足球俱乐部的运营成本相当于企业的营销成本。这些投资帮助企业在其他业务中获利，企业将继续将赚到的钱投资于足球俱乐部的运营。

深圳足球俱乐部前总经理李晓刚在2020年出版的《第一财经》中写过这样一个故事。在凯撒集团的年度会议上，各部门的高管详细介绍了各自部门的运营情况，并对未来的收入目标进行了展望。轮到李晓刚发言时，他只能将目标描述为“在未来的一年里把集团的钱花得漂亮而精彩”。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很难直接从职业俱乐部获得足够的收入。中国A社管理层一位成员告诉懒熊体育，媒体版权、商业赞助、比赛日三大领域的子联赛球队收入“几乎为零”，“收入只能通过球员转会获得”。所以以前大部分团队管理者很少关注粉丝的文化建设。

但如果完全遵循“企业第一，品牌第一”的经营理念，很容易被忽视甚至得罪粉丝。一位江苏队球迷对懒熊体育表示，苏宁集团入团以来，迫使球迷将欢呼口号改为“苏宁必胜”，解散“北站”球迷组织，“完全不顾球迷感受”。

江苏球迷打出了“江苏离不开江苏队”的口号。苏宁集团虽然连续五年投入巨资，但一直没有得到江苏球迷的充分认可和支持。

从商法上来说，一笔交易很难从0直接发展到100。通常的增长规律是从0到1，再从1到100。但如果不迈出从0到1的第一步，100的尺度就无从谈起。

这个原则完全适用于团队运营层面。一位常年从事职业俱乐部运营管理的业内人士告诉懒熊体育，10年来中超运营最大的问题是投资人为球队经理设立的KPI中没有收入指标：“(球队总经理的工作)只抓一个球队的成绩，不考虑收入。”

“俱乐部总经理一般都是各大集团当地分公司的负责人。他以前可能不懂足球，但他必须知道如何操作和管理它。以后一线队要交给主教练，管理层更注重创收。因为如果俱乐部没有收入，球队就会完蛋。”

即将上市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正在积极推进联赛创收、球迷运营等相关工作。据懒熊体育介绍，职业联赛希望以后利用互联网进行策划和发行，结合赞助商资源进行线下活动，这一点应该得到俱乐部的重视。

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互联网经济思维：获取客户，留住客户，实现客户。比如深圳足球俱乐部，在中超俱乐部中对球迷的运营服务比较优秀，在2020年举办了很多“第二现场”观战活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组织粉丝多次远征大连赛区观战，甚至在新援加入时邀请粉丝参与视频拍摄，与当地粉丝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为下一阶段商业化奠定了一定基础。

在赛制环境下，第二现场看比赛，不仅能拉近与球迷的关系，还能为赞助商实现更多线下曝光。

来自懒熊体育的最新消息，职业联赛筹委会正在协商新赛季中超和几个主流视频平台的版权问题。“要在多个平台上发行，一定要让大家在更多渠道看到中超。”而且未来联盟还会尝试在综艺、影视、电竞等方面不断尝试跨圈合作，以“制造更多观众”。

这几年中超俱乐部频频亏损5亿甚至一年10亿以上的背景下，短时间内谈“扭亏为盈”是不现实的。但无论如何，当投资者开始回归商业逻辑的时候；当地方政府开始将职业足球俱乐部升级为全行业乃至城市；当我们的俱乐部不再属于某个群体，而是开始接近球迷时，我们有理由期待它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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